2017中国舞蹈高峰论坛在沪举行。
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等主办的“2017中国舞蹈高峰论坛”,12月23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,这是十多年来,我国最高规格的舞蹈全行业论坛。中国艺术教育网小编分享论坛观点,如果一部舞蹈作品不能流传下来,就是“无效传播”。
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湖南、四川、江西等省市的上百名专家、学者、舞蹈家,就“舞蹈艺术的发展态势与思考”、“中国舞蹈院团的发展机遇与对策”等议题展开了讨论。中国舞蹈家协会表示,将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打造成东方舞蹈发展基地,并将“中国舞蹈论坛”打造成全行业最高端论坛。
《八女投江》剧照
《沙湾往事》剧照
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于平介绍,2014年至2017年,国家艺术基金共资助了69部舞剧作品,这些舞剧聚焦文化名人、历史故事、当代题材,注重舞剧结构的探索和个人情感的表达,推动了中国舞剧未来的发展与创作。
譬如,通过典型化的人生去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,如《沙湾往事》《八女投江》《浮生》《长征·九死一生》《记忆深处》等;通过地域的文化名人去传承厚德载物的民族气,如《桃花源记》《杜甫》《东坡海南》《李白》《唐寅》等;通过历史的、传统的故事去深度地反思人性,如《大禹》《西施》《昭君》《夕照》《仓央嘉措》等;还有直面当代的题材和时代问题的作品,如《青衣》《追寻香格里拉》《戈壁青春》《朱鹮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《铜鼓姑娘》等。
《青衣》剧照
“这些作品其实极少有雷同化现象,舞剧形象的塑造特立独行,舞剧编导的创造也独辟蹊径。” 于平说,“我其实极不爱听那种貌似全局统揽,实则‘大帽子底下开小差’的疑虑——即‘中国一年生产舞剧上百部,有哪部给人留下了印象?’这种说法其实连道听途说、以讹传讹都算不上,不过是‘癞蛤蟆装吉普,鼓一肚子气上马路’罢了。”
中国艺术研究院舞研所所长欧建平观察,近年来,无论是国家艺术基金还是文联的基金,包括各层级基金会的支持,年轻人的创作平台越来越多,积极性也很高,然而,无论是作为旁观者还是评论者,他都有自己的担忧。
“我发现了国内外80后、90后年轻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,简单来说,就是他们把传统舞蹈标准化的语言完全抛弃了。他们借助西方现代的即兴编舞、纯舞蹈等概念做了很多东西,但这些东西不能成为历史,不能流传下来,用传播学的角度出发,它叫做‘无效传播’。”
欧建平进一步解释,“就像现在我们说话,我可能很保守,可能很激进,但是我们可以共同交流,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音、语汇和语法,但如果完全是在舞台上乱蹦乱跳,没有任何美感,不太动脑子,那是‘无效传播’。”
《青衣》剧照
欧建平举例说,国家艺术基金最近结束了一批舞剧的评审,“有很多舞剧,文本很漂亮,但是找不到舞本,找不到动作,找不到非文字的语言,想怎么跳就怎么跳,号称‘我是现代的,现代就是看不懂的’,大错特错。一个工人生产产品,产品没有销路,不就是废品吗?”
“个性永远只是起点,你观察事物,看什么事情只能代表个人,而共性才是终点。艺术史上有这样一句说法,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的‘自传’,你的体验一定是从本身出发的,不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出发,但最终,一个作品没有人响应、没有人理解,基本就是废品。”欧建平说。
对此,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也深有体会,“有些作品特别个人化,不能挑旗杆,可能永远是实验、永远是小剧场、永远是小众的。而中国舞蹈要变成世界舞蹈,就要有更高的要求。”
辛丽丽介绍,上海芭蕾舞团1979年成立团至今,做了近百部大大小小的作品,有引进的,也有自己创作的,“古典芭蕾的创排是对经典的继承,这点对芭蕾舞团来说很重要,因为它彰显了舞团的存在、管理水平、演员水平,但要发展,还要看舞团当代的作品。然而,好的当代作品可遇不可求,不只是北京、上海,整个世界都蛮难的。”
近年来,上海芭蕾舞团邀请国际团队,用国际化的芭蕾语言,创排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舞剧,诸如《花样年华》《简·爱》《长恨歌》,“排演《花样年华》时,他们(国际团队)一直在寻找上海人的生活气息,上海人的生活怎么样。他会在九曲桥坐一天,他说‘这是上海作品,我得看看上海人怎么生活,平时穿什么衣服。’”辛丽丽强调,“创作团队的主心骨很重要,这个人不仅要会跳舞,品格也要是真诚的。”
谈及此,辛丽丽联想到中国舞蹈界的人才培养,“主创特别少,芭蕾舞演员最后转为编导的特别少。”她希望,上海芭蕾舞团能成为年轻人的创作搭台,“从编导出发,哪怕是半个小时的作品,他们自己写本子,自己弄灯光和舞美,弄半年,这就是起点。”
“培养一个舞蹈编导,首先不是让他编舞,而是先让他做人,让他知道脚踩在地上,让他知道团队精神,而不是突出‘我’,你们要服从我,是要让不同水平的年轻人一起成长。”辛丽丽说。
《朱鹮》剧照
连续演出三年的《朱鹮》,是上海歌舞团最成功的一部作品,今年12月,该剧刚迎来200场纪念演出。在《朱鹮》的基础上,上海歌舞团也在建立有自我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体系。
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是《朱鹮》的参与者、管理者。《朱鹮》进行200场纪念演出时,他坦言自己失眠了,“初创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预判,说这个作品可以有那么多演出,而且是商业演出。中途,这部作品也参加过国家重要赛事,参见过国家艺术基金的评审和相关座谈,每每这个时候,我们都是战战兢兢,很忐忑。”
《朱鹮》剧照
进上海歌舞团之前,陈飞华在舞蹈院校当了22年老师,理论和实践结合,他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,也知道如何让艺术走近观众。
“《朱鹮》每到一座城市都会造成一种‘文化热象’,大家感觉像过文化节一样,几乎每个城市都是一票难求。主办方的脸是非常喜悦的,从他们脸上的幸福我们可以感受到,他们不光把文化做成了,还把钱挣了。”
陈飞华感慨,舞蹈要挣钱太不容易了,尤其是那些要靠市场吃饭的“改企院团”,靠舞蹈挣钱更不容易,“大家都做得非常困难。这种困难包括人才的问题、资金的问题、管理的问题,文艺院团在这样的情景下,远没有达到春天般的灿烂,还有很多严寒要突破、要坚持、要守望。”